我的人生之路

——云南省志办近代史专家张曙东自述

      回望过去，那崎岖不平，坎坷曲折的道路，留下的都是自己的脚印；遥看未来，那充满生气，充满光明的时代，则有一种无形的力在推动着我继续前进。
     我，张曙东，一个名不见经传，事不见都市的农家子弟。有谁能相信，我是一个到了20岁还没有进过校门的人，今天却步入了广阔的史学领域，成为一名敢向那些所谓“绝对权威们”挑战的研究工作者。被史学界的权威们亲切地称为云南省地方志研究的专家。
1934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我带着不幸的命运，降生在陆良县东区郭家圩，即今陆良县三岔河镇天宝寺办事处一户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贫寒家庭。满月时，母亲请一位姓杜的瞎子为我算命，说：“‘八字’不好，养不大，要给别人抱去做儿子才能养得大，但不能读书，只能盘田。”于是，我未来的前途，被杜瞎子蒙上了一层阴云。因此，在自己的整个少年时代，都与校门无缘。值得庆幸的是：母亲不忍心把我送走，才使我有了今天。
     今天，我已进入75岁。古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我却在这“黄昏”中，不断地向远处的那座大山走去。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国，登泰山而小天下”。我要登上远处的那座大山，看看我的故乡陆良有多大，看看我们云南有多大，看看我们中国有多大，还要看看人类共有的世界又有多大！
     我的人生之路，就是这样一条从家门口出去，一直在崎岖中攀缘，在坎坷中滚爬的艰辛之路。
     1942年，我有8岁，祖父去世了，这对我们全家而言，是晴天霹雳。因为祖父是全家的“总统”，他的去世，是全家的不幸。正由于如此，邻居们都说：“这家人完了！”祖父是郭家圩的能人，拿起笔杆能写字，拿起锄头能种地。栽培果木，植树造林，为全村之冠；修桥铺路，造船盖房，为众人之首。父老们称他“孔明”，颇受尊敬。我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管家务；我的母亲，一字不识，管不了家务。故云“完了！”更使人不可理解的是：祖父的长子、我的大伯，他的父亲死了，不但不负任何责任，袖手旁观，反而还从我们家拿走2.5工口粮田和半间大瓦房。另外还请来一个说客把我家的一条楸木渔船料子也拿走。一些村中的长辈们看不过意，在背后议论：“大的，死了老子发大财；小的，死了老子欠大账。”天无绝人之路，在“这家人完了”的议论声中，我的母亲站起来撑起了全家人的大厦。她认为我的祖父是一位有功有德的族中长者，不能因为穷就随便发送上山，要办了对得起他老人家，不要让别人说闲话。于是向外借债发送祖父。而我为了抵外债的利息，祖父发送上山以后，就去帮人家放牛了。奇怪的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发大财的大伯饿死在家里，欠大账的父亲则有10个孙子、孙女大学毕业！
     公元1946年，我帮人放牛已近4年，虽然帮的是亲戚，又由于勤奋爱劳动，待我如亲生子，可是，我从出去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想着要回家。栽上秧不久的一天晚上，我终于不顾一切，不辞而别，逃回家了。今天想起来还深感惭愧！当晚我不敢进屋，是躲在多年失修的耳房楼上堆的稻草里睡了一夜。为了得到母亲的原谅，天刚亮我就下田薅鸭跖草，母亲打开门一看，大吃一惊，“这是哪个！”走近一望，是我，她感动了，叫我回来。从此就开始在自己家里，利用休息时间自学文化。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大哥，我的学习课本是我父亲春节写了贴在门上的对联，诸如“日月光天下，山川呈古今”；“江村如画里，山晓望晴空”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步能够看报、看书、写日记。在自学中迎来了家乡的解放！
       1953年我被选为积极分子参加县委培训班，工作组的同志特意介绍请我给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写申请书。他们说我写得好。而在我的申请书上，文化程度一栏里，却写着没有上过学。被工作组组长王老满、副组长王华蓉、组员袁德明同志误认为不老实，专门到村里挨家挨户调查，结果证明我确实没有上过学，从而使他们对我更加亲切，说我至少有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1954年10月10日，我的人生之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离开了农村，走上了工作岗位。当时，党支部书记阮光照同志三次登门动员我出来参加助征，但我的母亲不同意。因为我虽然上有哥哥，下有弟妹，在我母亲的眼里，他们都不如我“辣燥”（能干）。幸亏我大哥开导说：助征只是三个月，万一留下来，就比农村好得多了。于是，让我出来了。
      助征确实三个月结束。在这三个月中，我先后到过赵家沟、三岔河、麦田（今宜良九乡地界）等村征粮。他们羡慕三岔河粮店会计念朝金同志能够双手打算盘，我利用业余时间，一个月就学会了双手打算盘，至今没有忘。
助征刚结束，我就被调到麦子河水库工地，负责全工程的粮食供应、调进售出，总计几百万斤，没有发生过霉烂变质和账务差错。工作没有时度，有时候夜间驮粮的马帮到了，也得点着汽灯收粮。水库建成后，我被调到庄上粮店工作，也是我一个人，又卖粮食，又搞保管，要匍匐钻进地楼里清扫灰尘，又呛鼻子，又刺眼睛，但我还是按照要求完成任务。
       大约是1956年的7月，我被调到中共陆良县委肃反办公室搞专案工作。这是一项我从未接触过的工作，只有决心学透中央五人小组的文件精神，才有条件做好这项工作。文件精神的内容是：一、认定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政策界限；二、专案人员必须具备党性强，觉悟高，办事公正，工作积极等条件。并要求每一个同志都不能带着个人恩怨和私心杂念办案。由此我就想到：任何一个审查对象其罪恶的形成，在两军相争，两党相斗的历史条件下，一般来说都是集体的行为。所以，我出去调查，只叫调查对象写出当时当地发生的事件经过，参与的人员名单，起主导作用的骨干等，不说我来调查谁，你给我写谁的材料。因而，得到的材料真实可靠，受到我的直接领导保开华同志首肯。中央规定：外出调查必须两人以上。而我外出调查只是一人。保开华同志说：“经过县委五人小组和地委五人小组研究，组织信任你。”对当时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在一年多的肃反工作中，我没有出现过任何刑、讯、逼、供，冤假错案，办一件，是一件；办一件，了一件。肃反运动结束时，我被选送到云南省财政干部学校学习。
       入校学习，对我而言，这是天赐良机。经过8个月的努力，结业考试，初中数学我考得96分。
       1958年大跃进，我被选送昆明地质学校学习找矿，结业考试，我得到全班第三名。当时上面来通知，经过原单位推荐，选送一部分学员上大学。被选送者，有几名不如我，我想：他们能上大学，我更应该上大学。于是，使我第一次产生了上大学的念头。
       故乡，本来是自己的衣胞之地，是不应当对她产生厌倦情绪的，可是，我在上地校之前，在召夸看到用持枪的武装民兵押解群众下地劳动使我感到有种说不出的难过和苦恼。我回到马街，被派往大龙潭调查群众的“叫粮”问题。调查结果，令人寒心。大龙潭一夜之间消老墙土作肥料，被破坏得乱七八糟，家家的屋子都通向外面，破烂不堪。当时，全村群众都上山种洋芋，我便上山挨家挨户查看他们吃的是什么？查看结果，家家户户吃的都是野菜。每家的砂锅里，不仅找不到半粒包谷、大米，甚至连萝卜缨子都没有，煮的全是野菜汤，使人寒心。可是我回到马街公社汇报时，县粮食局局长却大发雷霆，说：“在别人的眼里，是一片光明，在你张曙东眼里，是一片黑暗！”我想完了。幸有公社党委书记保开华和大龙潭党支部书记王云柱二位同志为我解围，说：我们家就在那里，确实没有吃的，小张的调查基本上符合实际，是不是还有个别自发势力严重的人有粮叫苦，倒不敢保证。粮食局长则怒气冲天，大声叫道：“不返销！一颗都不返销！”没过几天，大龙潭就造成了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我当时难过极了，自问？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讲真话的地方？于是，又产生了离开陆良的念头。同时还得知：我大哥当生产队长，公然将我母亲逼上龙海山开荒，留下两个弟弟，又饿又想娘，整整苦熬了半个月。这使我感到：家乡不是我呆的地方！
      1960年5月，我申请报考大学，申请书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写的，即“自愿报考，择优录取。不需领导照顾，不要单位保送。考得上就去，考不上回家种田。考试期间的一切费用自己负责。”粮食局长不但不收我的申请书，而且还说：“你没有资格考大学！”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却得到了县委粮食办公室秘书陶于谌和粮食办公室主任沈洁两位同志的帮助，把我的申请书直接给县委副书记张登高同志亲自批示：“同意报考。考得上就去读书，考不上仍回原单位工作。考试期间的一切费用由单位报销。”我上午交上去的申请书，下午就批下来，使我激动万分。陆游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好像指的就是我。如果张登高同志按现今某些领导人的工作习惯，批上“尊重基层单位的意见”那我绝对是彻底完了，真的是会应验杜瞎子的话：“只能盘田”。因为我在曲靖复习考试期间，县粮局已把我“精简”回家了。不过人生的道路都是由两个主要因素构成的，即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客观上得到县委书记的批准，主观上由于多年的刻苦自学，在曲靖复习期间，又得到谢楚老师的帮助，并请吴子南老师辅导，结果考上了，考在云南的首府大学——云南大学中文系本科，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这是我人生道路的第二次大转折。在4年的学习中，本班有13名同学有三科不及格和其他原因，被勒令退学，而我则以优秀生毕业，推荐考研究生。虽然我和被推荐的4名同学都没有考上，但是，使我看到了云南大学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的差距。本来我是想将自己学到的知识传给边远山区的青年子弟，到那里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为此，《云南日报》还报道了我的事迹和志愿。想不到我却被本省分配毕业生的最高机关云南省人事局提前抽走了，而我想当教师的愿望也从此破灭了。
       当时很多同学都羡慕我，说能在省级机关工作真是太好了！可是，好景不长，1964年毕业，1966年就发生“文化大革命”。我先后到思茅省第四“五七”干校和普洱农村插队落户。在干校，我成为本单位最强的劳动力，特别是在山坡上拉柴火，我是骑三轮车的能手。在农村，我成为“贫下中农”最欢迎的“下放干部”。“小春大革命”，我作为整党工作组的组长，派到西萨大队，纯属山区，都是石灰岩的地质结构。为了确保大春收成不受损失，准备把小麦搬到山上种。为此我先找凤阳公社党委书记陈文明同志私下交谈，他同意我的做法，但要求路边的那三块田还是要把水撤干种上小麦，以防别人告黑状。回到西萨后，我又约请党支部书记吴官见同志上山作了两天的实地查看，并了解到1958年大跃进种过小麦，有收成。腊水田种小麦，实际上是一种破坏。种小麦又不强调面积，只要求种了多少斤种，这样，就使我“弄虚作假”获得了成功。而西萨隔壁的千冈村，工作组把麦种堆放在田里，结果，不但损失了麦种，而且腊水田被破坏了。吴官见说：“张同志要是长期留在这里，我们就有饭吃了，不需要每年春季背着黄口袋跑到勐腊讨粮！”千冈人则说：“你们这个张同志为什么这么好？”
       在思茅和普洱，我也遭受了两次灾难。在思茅，在学习“九大”精神和北京“六厂二校”支左经验时，当中谈到军队对地方的“造反派”要“一碗水端平”，我认为云南端偏了，用简单的绝对化否定一派，肯定一派，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是云南人民的一种悲剧。结果被打成“四干校右倾翻案的头号人物”，受到解放军全副武装在我的床四周监视、看守。而我天生瞌睡大，倒在床上就睡着，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至今仍然如此。监管了一个礼拜后就搬走。说有问题的人是睡不着的，意思是说我张曙东没有问题，因此解除监管，撤走武装。由此可见，好睡也成了免除迫害的一种法宝。在普洱，1971年清查所谓反革命组织“5•16”，他们又搬出思茅的问题把我列入重点对象，限制人身自由。但是，没过多久，林彪事件发生后，我就彻底得到“解放”了。
       事实上，我是本单位认为的好干部，1968年12月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时，我是省级机关唯一一名由两派共同推荐进班子的群众代表。在十年“文革”内乱中，包括在思茅、普洱受到的两次迫害在内，都没有任何一个人骂过我一句，夺过我一指头。为什么呢？我认为对人对事要诚信公道。这是我人生道路的一条重要经验。
        1972年的上半年，我被分到国防工办所属曙光机械厂政治部搞人事工作，临走前一些同志来看我，其中普洱县武装部的太科长说：“我告诉他们：留下来的不是有问题的干部，而是一批好干部，现在证明了。”
       曙光机械厂是个总装厂，2000多名职工，1975年进行整顿，我被调到全厂的老大难单位运输科任党支部书记，我从自己做起，坚决制止公车私用现象，经过一年的整顿，变为全厂的先进单位，此后又调技术科任党支部书记。
        1979年3月调省侨办政治处工作，是原省人事局老领导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后，通过省革委直接调的，但到了侨办，让我调查一位副处长的“三种人”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详细调查，不存在“三种人”的问题，侨办党组很不满，重新组织调查，有五人参加，干了三年，没有突破我一个人调查一个月的内容，使机关的很多同志对我称赞不已，说：“张曙东太正派了。”
       1984年7月，这是我人生之路的第三次大转折，经过反复要求，第一次由自己选择了最后的归宿——调省社科院从事云南的地方志编纂工作，并曾担任省志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和社科院老干党支部组织委员。于是，又遇到了在侨办遇到的问题：叫我查一位同志的“三种人”问题，我查了不是“三种人”，又引起了有关领导对我不满。然而，这一切都无所谓，我主动要求调社科院，不是想当官，而是想从文，我不能投其所好，看领导人脸色行事。
       经过24年的实践锻炼，我已由当年的政工干部变成了今天的研究人员。
      我的第一篇文章《略谈云南华侨的历史起源》，发表后，受到全省侨务界的一致肯定。
       我的第二篇文章《滇军血战中条山》，于1985年8月17日在《云南日报》上发表后，真叫做双手推出满轮月，一石击起千层浪，引起了抗日英烈们的亲属子女巨大的轰动。他们通过《云南日报》找到了我的单位和住址，纷纷来信来访，表示感谢。其中第12师师长寸性奇（云南腾冲人）的嗣子寸品德老先生，80多岁高龄，先是来信说：“台端想必与先父过从甚密，能写出当年如此真切的场景。”继后，不远千里来到我家里感谢。说没有我，老三军的抗日伟业将会永远埋没下去。军长唐淮源（云南江川人）的儿子唐伯华（高级工程师）从南京无线电厂来信说：“张先生能言人所不敢言，难能可贵！”第5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云南大关人）在昆工、煤炭厅工作的教授、高工等多名子女一起登门致谢。说曾总司令临终时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为抗战而牺牲在中条山的云南健儿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因为第三军是当年的护国第二军，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一支云南部队，北伐战争中打败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功勋卓著；抗日战争爆发，最先奔赴华北战场，旧关杀敌、晋南肉搏威震天下。守卫黄河北岸的抗日根据地——中条山近三年，先后打退侵华日军12次大规模军事进攻。第13次，侵华日军总结了历次失败的教训，调集了20万地面部队和400多架空军飞机及大批特种部队，从中条山的五条路口进攻，而守卫中条山的两个集团军和一个游击纵队，则被他调，只留下老三军等少数部队。因此，于1941年5月7日开战，至13日，师长战死1人，军长战死，所属宫秉藩第34师投降，导致了全军失败。曾总司令认为“老三军保持了国格、人格，打出了滇军的军威，也打出了中国的国威，虽败犹胜。”乃向最高总领导蒋介石提出“应在中条山为老三军立纪念碑”，得到采纳，准备抗战胜利后在立。可是，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了，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提都不敢提。1968年病故，曾总司令就带着这一遗憾和家人永别了。“现在，张老师在报上发表出来，我们的父亲在九泉之下瞑目了！”就在1985年，云南召开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写了《云南抗战大事记略》和《驰骋华北战场的滇军健儿老三军》，被大会主持人称为“填补了云南的一大空白”。
       来自社会上的感谢和赞誉，对我而言，固然是一种鼓舞。但是，工作并不顺利。在业务学习时，我说：要编好云南的地方志，应当首先学习云南的历史，结果遭到了围攻。他们说，编写地方志怎么会把历史搅在一起？我讲课涉及到云南的护国运动和抗日战争，他们召开会议扣我的大帽子，说我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可是，地方志就是地方史，而且是全史，是通史，是实而不虚，述而不论的信史，指责我的人至今没有弄通。至于肯定抗战，更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史德。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表示，这是全民族的抗战，当然也就不存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批评者们至今也没有弄通。总之，在人生的漫长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思想都会碰到。我的态度是避开，绕行，不必与其直面争论。正如庄子所说的：“盲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别人不理解的问题，不必多费口舌；自己认为对的，不要轻易改变。这是我的切身感受。
       我在指导多达16部省志分志的编写工作、涉及40多个单位，深深感觉到，不了解云南历史，来指导云南的修志工作，就像一个看不见光明的瞎子去领着别人走路一样，不仅使自己跌进坑里，而且还将别人拉进坑里。如我指导的云南《经济综合志》，是由省计委、省经委和省统计局三家合修的，按照省志办制定的《编纂条例》“横排纵述”，反映不出各个时期云南的经济状况，我提出“纵排纵述”的方案，即民国时期的云南经济、新中国成立后的云南经济，其中又分民国前期的云南经济、抗日时期的云南经济、内战时期的云南经济、恢复时期的云南经济、大跃进时期的云南经济、十年“文革”的云南经济、改革开放时期的云南经济等等，受到三个单位的一致赞同，认为这样编写才符合云南实际，也才能反映出云南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和地方特点。这样做，虽然违背了省志办的《编纂条例》，但是，出版以后，却获得了一等奖。
        又如《电力志》、《机械志》、《农垦志》、《化工志》、《煤炭志》、《党派志》等，除了综合记述之外，我还请他们对所属各个企业作必要记述，这样既有其广度，也有其深度，更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价值，被他们称为名副其实的修志专家。
《中共云南省委志》，是一部极富权威性的重量级大志，160万字，我受聘担任特约编辑，我不仅完成了全志的统稿任务，而且还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对省纪委提供的“文化大革命”和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志稿，全部打乱重写，结果得到两大单位的充分肯定。他们说：改得好，我们完全同意。
        我在完成上述任务的同时，还受聘担任《云南省志•大事记》的主编，于2004年正式出版，64万字，其中从战国时期庄蹻开滇到1985年的两千多年历史，全部是我执笔编写的。主编云南《大事记》资料选集上中下3册80万字，断限1949~1985年，由我执笔编写的有63万字。《省志•人物志》入传786人，其中由我执笔撰写者30余人，是为人物志提供稿件最多的。我写的人物传有两个特点：一是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二是别人不愿写的历史人物。例如新疆总司令牛实，祖籍云南陆良，1912年应新疆省主席杨增新（云南蒙自人）的邀请入疆，1933年农历春节在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遇害。杨增新前他5年，于1928年遇害。云南这两位捍卫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在新疆献身了。又如卢汉和平起义的重要联络员、血战台儿庄的战地服务团团长、实地拍摄滇军杀敌的惨烈悲壮场面而受到卢汉器重的宋一痕（云南晋宁人）以及曾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辅仁等。我认为被埋没的人物应该发掘，出了问题的人物应该看他一生。
此外，在新编云南地方志中，我还为省委志写了《概述》和《云南剿匪》两部分，为《党派志》写了《中国国民党云南地方组织》，受聘担任《云南省志•乡镇企业志》副主编，负责全志的统稿，并制作了大量的数据表格。
        在编写地方志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方面，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其中有在《中国地方志》刊物发表的，有在云南地方志刊物发表的，也有在地州市县地方志刊物发表的，并有多篇获奖。
      在历史、人物方面发表的文章更多，其中包括陆良爨氏大姓诸人传略、民国时期全国著名法学家张耀曾（云南大理人）、《云南的谢晋元——   赵琛》（云南晋宁人）、陆海空三军参谋总长朱培德（云南安宁人）、抗日将领黄仙谷（云南昌宁人）等省志人物志出版前发表的人物传略及与人合写的《云南抗日战争史》滇军出征部分、辛亥革命昆明“重九”起义、护国运动、护法战争、东征、北伐等一系列文章和著作，250余万字。尚有未刊稿《唐继尧传》、《朱培德传》、《还我河山  洗雪国耻——中华民族伟大的八年抗战》约为150万字。
      本人退休以前，国家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处于不正常状态，只评给副高，即副编审。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新中国的建立，就没有今天的张曙东。想到这里，曾经为我铺路架桥，冲关排险的阮光照同志、陶于谌同志、沈洁同志、张登高同志、谢楚老师、吴子南老师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饮水思源，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