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五十余载回望

——云南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兼云南警官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朱建义自述

         回忆往事，思绪难定。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家庭和个人命运与祖国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后祖国的迅速繁荣，我体验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煎熬，经历了“文革”的社会动荡，亲身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各项建设，感受到了国家发展进步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历经风雨，饱经世事，从农村逐步走向城市，从普通农民成长为领导干部，从宁静的爨乡故土走进喧嚣的省会都市。时空在变，职位在变，但对在人生历程中给我帮助、关心、培养的领导、同事、朋友的感恩之心未变。对家乡的热爱依然如故，“穿百姓衣，吃百姓饭，来自百姓，服务百姓”的百姓情结永未消减。

出身贫寒

       我于1950年12月出生在陆良县一户普通农民家中。我的祖辈世代以农为生，家境并不富裕，在当地只能算是中下水平。爷爷、奶奶在父亲年少时就已去世，父亲独自担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拉扯着三个年幼的妹妹，艰难度日。父亲虽无文化，但胸怀宽广，生性善良，为人厚道，忍辱负重，宁愿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品格是父亲一生的生动写照。父亲在我心中是一个勤劳节俭，从不会被困难压垮的男人，遇事不急不躁，家里家外、大事小事都能一一处理妥当，周围的人们遇事也总喜欢找父亲商量。父亲就像一座山，有了他，我们就有了安定的依靠。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母亲精明能干，默默操持家务，抚养我们，裁缝剪炊，远近颇有名气。虽然家庭并不宽裕，但母亲精打细算，有条不紊，日子还过得去。家里始终是穷而不乱，破而不脏，清清爽爽。父母从不强迫我们做什么，但我们几个孩子非常懂事，总是围着父母身旁，帮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父母亲虽然没有对我进行更多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但其言行举止，却给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父母的身教，潜移默化，对我的人格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从小养成了同情贫弱、乐善好施、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行，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形成了诚诚恳恳待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为官和淡泊名利、从容淡定、坦荡豁达、嫉恶如仇、同情弱势群体的为人标准和做人原则。

艰难求学

       父母的教养对我少年时期的成长关系很大，而学校的教育则对我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基础性影响。求学期间，正值我们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艰难时期，党和国家的发展难免有失败挫折，自己的生活求学之路也曲折艰辛。国家平安、经济发展，家庭生活和个人发展也随之顺利，反之家庭生活窘迫甚至陷入失学的困难境地。在贫困的年代，在落后的农村，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和条件进入学校学习的。但或许正是生活的穷困、信息的闭塞让我产生了对文化知识的强烈渴求。到了读书的年龄，我更迫切地渴望能进入学校，学到更多的东西，了解外面的世界，希望能够通过读书获取知识，为改善家庭生活、为改变家乡面貌出力。父母也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极力支持我。进入学校后，我就像进入了另一个天地，如鱼得水，饥渴地从课堂、书本、老师那里汲取各种知识的滋养，对“国家”、“人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有了朦胧的认识。当时，正逢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紧接着遭遇“三年自然灾害”。虽然吃不饱穿不暖，虽然大人们满脸忧愁，但在我们这些孩子的脸上仍然充满着期盼即将进入共产主义的天真烂漫的微笑。小学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到离家30里的陆良一中重点班读书，父母亲既为我能进入全县最好的学校读书感到高兴和自豪，又为不能支付每月6元钱的伙食费而忧虑。当时，我可以选择在就近的一所中学读书，大大减少读书的费用，闲暇时还可以帮助家里干点活。但父母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让我进城求学，姐姐们则都辍学在家，帮助操持家务，挣取工分。家庭的困难、父辈的希望，使我倍加珍惜在学校的学习时光，更加努力地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自己对社会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开始思考个人与社会等深刻的问题。初中阶段，由于学习成绩突出、为人处世稳重，被推举担任本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兼班主席，在人生中第一次锻炼了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第一次远离家人在外求学，对亲人总是颇为挂念。不论阴晴寒暑、刮风下雨，每逢星期六下午放学，总是坚持步行30里回家，帮父母干点农活，唠两句家常，星期天又背着父母亲和姐姐为我准备的干粮匆匆返校。那时精力充沛，心情愉悦，丝毫不觉劳累，回校后仍能集中精力读书学习。
       快乐的求学时光如此短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的我不可能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有所理解，抱着美好的愿望积极参加。没多久，高中部同学闹“革命”，我们初中部同学则停课回家，等待通知。随后，我和其他同时代的孩子一样终止了学业，回乡接受再教育。对农村的孩子来说，接受再教育也就是继续从事生产劳动，早出晚归，勤劳耕作。遗憾的是，没有机会继续学习，大学梦也付之东流。
动荡的年代、贫寒的家庭没有让我接受更多全面系统的先进教育。但少年时代的农村生活经历，让我饱尝了劳动人民的艰辛，培养了我勤俭朴素的作风和吃苦耐劳的坚韧性格，从生产实践中汲取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使我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对基层尤其是生活困难群众有了一种特殊的同情理解，为后来担任县委书记着力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的决心和行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参加工作

   1971年，我被录用为陆良县庄上小学教师。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在那个年代能有一份工作，有固定的收入，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父母对抚养我多年付出的心血得到了回报而感到宽慰。而我也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每天与讲台书桌为伴，课下尽力从一切可能的渠道获取各种知识信息，认真备好每一堂课，努力把所知道的一切教给孩子们，详细讲解书本上的知识，介绍自己了解的新鲜事物，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那时学校的条件比较艰苦，除了上课以外，还要带着学生们从事生产劳动，种树修房，维护修缮学校的一些基础设施。朝夕相处使我与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开始学会独立思考，用课堂里学到的知识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简单问题，我感受到了一种特有的“成就感”，心中充满了喜悦。而孩子们一双双渴求新知的眼神也在不断地激励着我。也就是那时，我对人生价值有了新的体会，对个人发展与社会的结合有了更深的思考。经庄上村老支书介绍，并经组织考核，我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把人生最美好的7年时光留在了小小讲台之上，也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如今，虽不能说桃李满园，但每当回到家乡，有人亲切地叫我一声“老师”，深感亲切，仍为人生当中的这段从教经历感到自豪。
   1978年，我调到陆良县文教局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工作开始。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负责纠正陆良县错划右派工作。我查阅了大量反右期间的历史资料，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感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这对我后来工作中始终自觉贯彻执行我们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0年，我被调任陆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兼马街区区长。1984年，经中共曲靖地委选拔推荐，并经政治、文化考试，我以较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班脱产培训两年。期间，学习了大学的相关课程，特别是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结合工作实践，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有了更深的领会，为后来在领导岗位上能以客观、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分析和处理问题，科学驾驭全局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受任“父母官”

   1986年，我担任陆良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后又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体验和感受，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了领导干部的职责必须是为民谋福祉的指导思想。
   1993年初我受任陆良县委书记，担任一个50万人口大县的“父母官”，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发展经济改变家乡面貌，让人民富裕起来成为我始终如一的工作目标。我继承和发扬历届县委亲民为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带领班子成员走遍陆良的山山水水，观县情、察民情、寻资源、找项目，邀请专家谏言献策，群策群力，思考研究发展思路。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打开了我的思路，拓展了我的视野。要发展就必须解放思想、大力改革。针对当时思想保守、固步自封的问题，及时组织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突破“大坝子意识”（陆良县坝区面积772平方公里，为云南第一坝子），进行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加快工业化进程，扩大城镇规模，培育支柱产业，形成经济圈等发展思路。
   在推动陆良的各项建设中，我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大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推行干部年轻化，不拘一格，任人唯贤，选拔了一批想干事、会干事、敢干事的年轻干部放到领导岗位上锤炼，全县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
   为加快经济发展，在省、地委领导支持下，在上届县委县政府奠定的基础上，本届县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每人负责一个项目，先后建成了粮食深加工、畜牧、建筑建材、皮革产品系列、茧丝绸一条龙、烤烟生产、水电火电等一批支柱产业，形成了相对配套的生产工业体系。泰国资金的引进，水电、火电站的建成发电，推动了造纸、化工、机械制造产业的发展；新加坡皮革加工工艺的引进，先进设备的投入使用，使得皮衣、皮鞋、手套、家具等轻工制造在省内独树一帜；年产百万吨的水泥、建材加工业的规模形成，推动了城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水泥建筑、乡乡镇镇通油路、田园化、乡村住宅等有了显著改观。针对陆良地势较为平坦，土壤、光照条件较好的特点，以农业为根本，大力发展烤烟生产和茧丝绸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建成了万亩桑园，引进了一批江浙科技人员，促进了茧丝绸一条龙产业的形成，陆良的茧丝绸运销国内外，颇有名气；建成了25万亩的省级烤烟生产示范基地，从玉溪卷烟厂引进资金建成现代化的复烤厂，方便烟农就近销售烟叶，经加工后大大提升了烟叶生产附加值。连续三年，由玉溪卷烟厂出资5000万元，县财政出资3000万元，各乡镇出资2000万元，每年投入1亿元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大大改善了生产条件，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产丰收。针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适应问题，以县造纸厂股份合作制改革为突破口，努力推动国企机制、体制改革，摆脱了多年面临的困境，国企改革走在全省前列。
   为扩大城镇人口，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拉动需求，增加财政收入，在县城实行“绿卡”制度，有固定住房且有稳定职业收入的均可获得城镇户口，鼓励富裕的群众到县城买房居住从业。同时，在县城统一规划，分别由职工、群众出资建起了工业、财贸、园丁、政法、党政等住宅园小区，切实解决群众住房问题。经过努力，城市面积迅速扩大，城镇人口猛增，一大批剩余劳动力进城入镇，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三年时间，陆良县财政收入连续翻两番，综合实力进入全省10强县之列，群众生活逐步变得富裕起来，我也被云南省委授予优秀县委书记称号。往回看，成绩已成为历史，往前看，发展还需努力，任重道远。看到时任省委书记普朝柱、省长和志强“陆良的发展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肯定时，我内心满怀欣慰，但仍不敢止步，开始谋划陆良的新一轮发展。正当我“进入全省10强县的思考”已经成形，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奋斗目标即将实施之时，1996年5月，省委决定调任我为曲靖地委领导班子成员。

步入公安行列

   到曲靖地委工作后，我兼任地委宣传部长。面对当时因各种复杂因素在宣传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的不正常局面，我极力沟通协调，使大家及时端正了指导思想、调整了工作关系、理顺了工作情绪，逐渐使工作步入良性发展阶段。曲靖撤地设市后，针对政法战线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的实际，我又被调整为曲靖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市综治委主任、市公安局长，步入警察行列，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在认真分析当时的队伍状况后，决定突出工作重点，从资源整合、队伍形象树立创新工作机制抓起。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队伍建设迅速有了起色，政法干警士气高昂，奋发工作，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为曲靖市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制、治安环境。
   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中谋划，必须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服务，警察来自人民，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亲民爱民。这是我进入政法系统后一直坚持的观点。实践证明这一坚持是正确的。
   1999年11月，我被调入云南省公安厅任副厅长，此后逐步调任为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兼云南警官学院党委第一书记之职，工作范围更广，接触面更宽，责任也更加重大。我加班加点，查阅资料、处理文件，以既谦虚谨慎又敢于直言，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包容豁达的作风和态度，很快得到了省厅的接纳认可，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好评。
   在整个公安工作中队伍建设是根本。警察的综合素质直接关系到国家赋予的权力能否正确行使，各项公安工作能否顺利完成，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以及公安机关的声誉。在公安领导岗位上，我始终坚持业务工作与队伍建设“两手抓，两手硬”，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以抓队伍思想、业务素质和作风建设为着力点，全力推动公安队伍素质提高，激发队伍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有效促进了公安工作发展。
公安院校是公安队伍教育训练的主阵地。在兼任云南警官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期间，我千方百计争取支持，为学校升本（原为专科学校）、扩大办学基础设施创造条件。我坚持把学院工作置于全省公安工作全局中来谋划推进，针对学院存在一定程度的思想认识不统一问题，注重沟通协调，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端正了正确的办学方向，明确了科学的发展思路。针对学院面向实战开展教育训练的薄弱环节，努力推动教学模式改革，提高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学院教学条件显著改善，师资力量明显增强，专业学科建设有较大发展，在职民警培训能力有较大提高，许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有一定影响。
   我作为主持公安厅常务工作的副厅长，能顾全大局、摆正位置，服从领导、团结同志，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坚持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对上级的指示要求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对不切合实际的决定敢于直言，不盲目服从，更不会阿谀奉承。对基层和群众能换位思考，循循善诱，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工作中出现问题勇于承担责任，不蛮横指责。经常是夜以继日，认真处理好每一件小事，保证了全省公安工作的正常、健康发展。有时，虽不为人理解，但自己仍无怨无悔，决不因获得名誉而刻意渲染。
在公安战线工作多年，我多次参与和直接组织指挥了一些重大行动，出色地完成了各种任务，有的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由于保密需要并不为人知。但每当想起在前线与战友们并肩战斗的日日夜夜，想起我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历尽艰险，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场景，我仍感欣慰。

一颗平常心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没有富足的经济条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是父母含辛茹苦把我抚育成人，是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懵懂的农村青年教育培养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成为一名领导干部，对此我始终心怀感激。在短暂的人生历程中，我始终怀揣平常之心，做着平凡之事，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回馈给了我一切的党和人民、家乡和亲人。一路走来，能有所收获、有所感悟，已心满意足，不敢也不想有任何的奢望。淡泊名利、踏实干事一直是我做人的基调，也是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在历任各种领导职务期间，我认真履职，扑下身子，积极深入基层调查了解情况，从基层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沉着冷静应对问题，一步一个脚印，较好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任务。工作中，我秉承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廉洁自律，决不追求政策范围外的享受，不以权谋私，为人处世真诚，不论贵贱贫富，均以礼相待，嫉恶如仇，对不良作风深恶痛绝。工作中也取得不少成绩，但从不张扬、不求名利，虽多次有评优推先记功的机会，我均予婉拒。生活中，我秉承劳动人民的朴实本色，勤俭节约，粗茶淡饭早已成为生活习惯。
   我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周围的人也一样。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希望身边的工作人员能健康成长，希望亲属能勤奋努力有所作为。家人从不因为我担任一定领导职务而四处张扬，拨弄是非。两个女儿读书、就业全靠她们自己的努力，在县城读书时，人们甚至一直不知她们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如今，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事业有成，看到女儿们自食其力倍感欣慰。
  回忆往事，我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不因小有成绩而自傲。在其位谋其政，人民公仆就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唯有鞠躬尽瘁，才能回报党和人民对我的抚育和信任，实现个人的价值。